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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(yǎng)育華夏兒女

更法

作者:商鞅 全集:商君書 來源:網(wǎng)絡(luò) [挑錯/完善]

孝公平,公孫鞅、甘龍、杜摯三大夫御于君。慮世事之變,討正法之本,求使民之道。

君曰:“代立不忘社稷,君之道也;錯法務(wù)明主長,臣之行也。今吾欲變法以治,更禮以教百姓,恐天下之議我也。”

公孫鞅曰:“臣聞之:‘疑行無成,疑事無功。‘君亟定變法之慮,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。且夫有高人之行者,固見負于世;有獨知之慮者,必見驁于民。語曰:’愚者暗于成事,知者見于未萌。民不可與慮始,而可與樂成。郭偃之法曰:‘論至德者不和于俗,成大功者不謀于眾。’法者所以愛民也,禮者所以便事也。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,不法其故;茍可以利民,不循其禮。”

孝公曰:“善!”

甘龍曰:“不然。臣聞之:‘圣人不易民而教,知者不變法而治。’因民而教者,不勞而功成;據(jù)法而治者,吏習而民安。今若變法,不循秦國之故,更禮以教民,臣恐天下之議君,愿孰察之。”

公孫鞅曰:“子之所言,世俗之言也。夫常人安于故習,學(xué)者溺于所聞。此兩者,所以居官而守法,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。三代不同禮而王,五霸不同法而霸。故知者作法,而愚者制焉;賢者更禮,而不肖者拘焉。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,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。君無疑矣。”

杜摯曰:“臣聞之:‘利不百,不變法;功不十,不易器’。臣聞:‘法古無過,循禮無邪。君其圖之!’”

公孫鞅曰:“前世不同教,何古之法?帝王不相復(fù),何禮之循?伏羲、神農(nóng),教而不誅;黃帝、堯、舜,誅而不怒;及至文、武,各當時而立法,因事而制禮。禮、法以時而定;制、令各順其宜;兵甲器備,各便其用。臣故曰:治世不一道,便國不必法古。湯、武之王也,不脩古而興;殷、夏之滅也,不易禮而亡。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,循禮者未足多是也。君無疑矣。”

孝公曰:“善!吾聞窮巷多怪,曲學(xué)多辯。愚者之笑,智者哀焉;狂夫之樂,賢者喪焉。拘世以議,寡人不之疑矣。”

于是遂出墾草令。

關(guān)鍵詞:商君書,更法

解釋翻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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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孝公同大臣研討強國大計,公孫鞅、甘龍、杜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,他們分析社會形勢的變化,探討整頓法制的根本原則,尋求統(tǒng)治人民的方法。

秦孝公說:"接替先君位置做國君后不能忘記國家,這是國君應(yīng)當奉行的原則。實施變法務(wù)必顯示出國君的權(quán)威,這是做臣子的行動原則?,F(xiàn)在我想要通過變更法度來治理國家,改變禮制用來教化百姓,卻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議我。"

公孫鞅說:"我聽過這樣一句話:行動遲疑一定不會有什么成就,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。國君應(yīng)當盡快下定變法的決心,不要顧用天下人怎么議論您。何況具有超出普通人的高明人,本來就會被世俗社會所非議,獨一無二見識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。俗語說:'愚笨的人在辦成事情之后還不明白,有智慧的人對那些還沒有顯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預(yù)測到。'百姓,不可以同他們討論開始創(chuàng)新,卻能夠同他們一起歡慶事業(yè)的成功。郭偃的法書上說:'講究崇高道德的人,不去附和那些世俗的偏見。成就大事業(yè)的人不去同民眾商量。'法度,是用來愛護百姓的。禮制,是為了方便辦事的。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國家,如果能夠使國家富強,就不必去沿用舊有的法度。如果能夠是百姓得到益處,就不必去遵循就的禮制。"

孝公說:"好!"

甘龍說:"不對,臣也聽說這樣一句話:'圣明的人不去改變百姓的舊習俗來施行教化,有智慧的人不改變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。'順應(yīng)百姓舊有的習俗來實施教化的,不用費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業(yè);根據(jù)舊有的法度來治理國家的人,官吏熟悉禮法,百姓也安樂。現(xiàn)在如果改變法度,不遵循秦國舊有的法制,要更改禮制教化百姓,臣擔心天下人要非議國君了。希望國君認真考慮這樣的事。"

公孫鞅說:"您所說的這些話,正是社會上俗人說的話。平庸的人守舊的習俗,讀死書的人局限在他們聽說過的事情上。這兩種人,只能用來安置在官位上守法,卻不能同他們在舊有法度之外討論變革法制的事。夏、商、周這三個朝代禮制不相同卻都能稱王于天下,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,卻能先后稱霸諸候。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創(chuàng)制法度,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約束。賢能的人變革禮制,而沒有才能的只能受禮制的束縛。受舊的禮制制約的人,不能夠同他商討國家大事。被舊法限制的人,不能同他討論變法。國君不要遲疑不定了。"

杜摯說:"臣聽說過這樣的話:'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變法度,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換使用工具。臣聽說效法古代法制沒有什么過錯,遵循舊的禮制不會有偏差。國君應(yīng)該對這件事仔細思考。"

公孫鞅說:"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,應(yīng)該去效法哪個朝代的古法呢?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襲,又有什么禮制可以遵循呢?伏羲、神農(nóng)教化不施行誅殺,黃帝、堯、舜雖然實行誅殺但卻不過分,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時代,他們各自順應(yīng)時勢而建立法度,根據(jù)國家的具體情況制定禮制,禮制和法度都要根據(jù)時勢來制定,法制、命令都要順應(yīng)當時的社會事宜,兵器、鎧甲、器具、裝備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。所以臣說:治理國家不一定用一種方式,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。商湯、周武王稱王于天下,并不是因為他們遵循古代法度才興旺,殷朝和夏朝的滅亡,也不是因為他們更改舊的禮制才覆亡的。既然如此,違反舊的法度的人,不一定就應(yīng)當遭責難;遵循舊的禮制的人,不一定值得肯定。國君對變法的事就不要遲疑了。"

孝公說:"好。我聽說從偏僻小巷走出來的人愛少見多怪,學(xué)識淺陋的人多喜歡詭辯,愚昧的人所譏笑的事,正是聰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。狂妄的人高興的事,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擔憂的。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見的議論言詞,我不再因它們而疑惑了。"

于是,孝公頒布了關(guān)于開墾荒地的命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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