傳播國學(xué)經(jīng)典

養(yǎng)育華夏兒女

王充

兩漢詩人

王充(27—約97),字仲任,會稽上虞人(今屬浙江),他的祖先從魏郡元城遷徙到會稽。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為為立論宗旨,以“天”為天道觀的最高范疇。以“氣”為核心范疇,由元氣、精氣、和氣等自然氣化構(gòu)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,與天人感應(yīng)論形成對立之勢。其在主張生死自然、力倡薄葬,以及反叛神化儒學(xué)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(zhì)。他以事實驗證言論,彌補了道家空說無著的缺陷。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(fā)展者?!?a href='http://duncanbcholidayhome.com/guoxue/lunheng/' target='_blank'>論衡》是王充的代表作品,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無神論著作。

王充詩詞作品
王充古籍名句
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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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充喜歡博覽群書,但是不死記章句。小時候家里窮沒有書,經(jīng)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,閱讀那里所賣的書,看一遍就能夠背誦,于是精通了百家之言。后來回到鄉(xiāng)里,住在家里教書。會稽郡征聘他為功曹(官職名),因為多次和上級爭論,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。

他擅長辯論,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,最后卻又得出實在的結(jié)論。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(xué)問,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(zhì),于是閉門思考,謝絕一切慶賀、吊喪等禮節(jié),窗戶、墻壁都放著刀和筆。寫作了《論衡》八十五篇,二十多萬字,解釋萬物的異同,糾正了當(dāng)時人們疑惑的地方。其中《訂鬼》已是中學(xué)課文。訂正當(dāng)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。

刺史董勤征聘他為從事(官職名),改任治中(官職名),自己辭職回家。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(xué),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(朝廷征聘賢人特定的車馬)去征聘他,因為得病沒有去。當(dāng)時年近七十,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,于是寫作了《養(yǎng)性書》十六篇,倡導(dǎo)節(jié)制欲望,守住原神。永元(漢和帝年號)年間,病死在家中。生平著述有《譏俗》、《政務(wù)》、《養(yǎng)性》、《論衡》。其中《譏俗》、《政務(wù)》、《養(yǎng)性》現(xiàn)已失傳。

人物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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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族顯赫

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(今河北大名),系元城王氏之后。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為風(fēng)光,自開基始祖王賀始,王氏一門內(nèi)外,上有皇后、宰相、下有列侯、將軍及各級官吏,一時間,元城王氏勢齊云霄,榮耀非凡。到了王莽時候,廢漢自立新朝,元城王氏走向頂峰,成為天下第一家族,但也隨著王莽政權(quán)的消失,地位一落千丈。

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。 “幾世嘗從軍有功”,驍勇善戰(zhàn),后被封到會稽陽亭(具體位置及轄域現(xiàn)已不可考,一說湖州,一說義烏,但位在江浙一帶是肯定的),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。

有封邑奉養(yǎng)、有爵位功勛,加上朝中有人蔭蔽,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為當(dāng)?shù)匾环酱髴???上Ш镁安婚L,長期以來養(yǎng)成的豪門習(xí)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,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,成為以農(nóng)桑為業(yè)的普通人家,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。

燕趙之地向來風(fēng)行任俠斗氣,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著這種彪悍的作風(fēng),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,平日里飛揚跋扈,仗勢凌人,鄉(xiāng)親們敢怒不敢言。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斂,依舊橫行鄉(xiāng)里,遇到災(zāi)荒之年,又干些殺人越貨的勾當(dāng),結(jié)果仇家越來越多,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。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,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,官府已不再干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,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,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(yè),率全家遷居到會稽錢塘縣(今浙江杭州),靠經(jīng)商糊口。王充父輩有二人:長子王蒙,次子王誦,王誦即王充的父親。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,斗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,到處欺負別人,大耍無賴,后來與當(dāng)?shù)匾粋€丁姓豪強結(jié)怨。幾番爭斗下來吃了不少虧,遂又舉家倉皇出逃,落戶上虞章鎮(zhèn)。

為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,王充在《論衡·自紀篇》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,本意是為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,“宗祖無淑懿之基”,成功靠的是自己,同時印證自己“疾虛妄”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,結(jié)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。史學(xué)家劉知幾認為這不合綱常,斥王充為“三千之罪人”,怎么能自抖家丑呢?后人也多有詬病,“歷詆其祖父之惡,恐難稱孝”。意思是,別人都可以記,就是你王充不能記!,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!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、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,王充反其道而行之,不為祖上諱,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。

在王家遷居上虞后不久,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,他就是王充。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,“貧無一畝庇身”,“賤無斗石之秩”。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,成為孤兒,家族頂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。

孤門細族

王充一生業(yè)儒業(yè)道,仕路不亨,只作過幾任郡縣僚屬,且多坎坷沮阻,從事跡上看,既無悲歌慷慨之行,也無驚天動地之業(yè)。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,還是范曄為他作的正史傳記,他的事跡都甚寥寥,實在無法引人入勝。

王充自謂出自“孤門細族”,但種種跡象表明,王家祖上還是比較風(fēng)光的。《論衡·自紀篇》(下引此書,只注篇名)曰:王充者,會稽上虞人也,字仲任。其先本魏郡元城,一姓孫一,幾世嘗從軍有功,封會稽陽亭。一歲倉卒國絕,因家焉。以農(nóng)桑為業(yè)。世祖勇任氣,卒咸不揆(原諒)于人。歲兇,橫道傷殺,怨仇眾多。會世擾亂,恐為仇家所擒,祖父汛舉家擔(dān)載,就安會稽,留錢唐縣,以商賈為事。

元城,舊縣,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。充說其先“一姓孫一”,字頗費解,論者疑有脫誤,甚是。根據(jù)上下文意,后“一”字下當(dāng)脫“姓王”二字。王氏意謂其先祖“一姓孫,一姓王”。同祖兩姓,必是一姓之分化。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,為先秦某工族之后,后來才分為二姓:一姓王,一姓孫。由此看來,王充的血統(tǒng)曾是很高貴的。

在漢代,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。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。漢制,從軍立功者,依軍功大小可食邑于縣、鄉(xiāng)、亭。十里一亭,十亭一鄉(xiāng),鄉(xiāng)以上則是縣。亭的大小,約相當(dāng)于后世的堡或村。級別不高,但可坐食其稅,是個中小地主。可惜好景不長,有一年,王充家在一次突發(fā)事變中,失掉了爵命和地位。無爵可繼,有家難歸,王充的祖先們只好就近安置下來,男耕女織,以農(nóng)桑為業(yè),成了會稽郡人氏。

失掉了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,都驍勇使氣,結(jié)果結(jié)怨甚多,眾人皆怨。一遇天災(zāi)歲歉,王充的祖先們又干些攔路搶劫,殺人越貨的勾當(dāng),弄得千夫所指。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,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蕩,秩序大亂,王汛擔(dān)心亂中被仇家綁票,于是收拾細軟,“舉家擔(dān)載”,或肩挑,或車載,離開陽亭,先遷會稽(今浙江紹興),最后留居于錢塘縣,以轉(zhuǎn)手倒賣,賈販經(jīng)商為業(yè)。由此可見,王充的家世,由先秦王孫,而西漢封侯,進而農(nóng)桑賈販,真是江河日下,一代不如一代。

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:王蒙、王誦。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。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(xí),至王蒙、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,終于又與地方豪強丁伯家結(jié)下深仇,錢塘也不能呆下去了,遂又舉家遷入上虞。

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家,到王充出世時,已是“貧無一畝庇身”,“賤無斗石之秩”,再加“宗祖無淑懿之德”。確實是一個“孤門細族”之家(《自紀》)。在這個家里,迎接王充降臨的,不僅沒有任何財產(chǎn)、名譽地位,而且更讓他背上了一個先人無德,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。以致后來王充成名后,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。王充在《論衡·自紀篇》中詳盡地記載了這些家庭狀況,是比較真實的。對此,劉知幾卻不以為然,認為:“王充之《自紀》也,述其父祖不肖,為州閭所鄙”,“必責(zé)之以名教,實三千之罪人也!”(《史通·序傳篇》)實在不是通達之論。

幼讀經(jīng)史

王氏家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,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,田昌五《王充評傳》說“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群眾隊伍中的家庭?!保ā吨袊糯軐W(xué)家評傳》第二卷)這個估計是合乎實際的。王家祖宗盡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,好勇斗氣,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,也十分注意培養(yǎng)。《后漢書》本傳說:“充少孤,鄉(xiāng)里稱孝?!彼坪跛麖男〔皇鞘ジ笎?,就是缺乏母慈。這并不符合實際。王充《自紀》曰:充少“有巨人(大丈夫)之志,父未嘗答,母未嘗非,閻里未嘗讓(譴責(zé))?!笨梢婋p親俱在,且很慈愛,未嘗見背。王充少時,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游戲。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,戲錢爬樹,王充從來不去參與,表現(xiàn)出孤介寡和,端莊嚴整的氣質(zhì)。這引起王誦的重視,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,八歲進他上小學(xué)。書館中學(xué)童百余人,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體罰,唯有王充書法日進,又無過錯,未嘗受責(zé)。學(xué)會寫字,王充告別了書館,開始了儒家經(jīng)典的專經(jīng)學(xué)習(xí)和儒家道德的修練。

《自紀》說:手書既成,辭師,受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,日諷千字。經(jīng)明德就,謝師而專門,援筆而眾奇。

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(guī)教育仍然是儒家的倫理,使用的系統(tǒng)教材仍然是儒家的經(jīng)典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,與常人并無兩樣。鄉(xiāng)學(xué)既成,王充乃負笈千里,游學(xué)于京都洛陽。在洛陽,王充入太學(xué),訪名儒,閱百家,觀大禮,大開了眼界,大增了學(xué)問,初步形成了他博大求實的學(xué)術(shù)風(fēng)格。

負笈京師

東漢的京師在洛陽,當(dāng)時是全國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的中心。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(即光武帝)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,奪得天下后,特別注重文雅,尤向儒術(shù)。史稱他“未及下車,先訪儒雅”,收集典籍,征招遺隱,“于是四方學(xué)士,莫不抱負墳籍,云會京師?!睘榱税矒徇@批飽學(xué)通經(jīng)之士,光武皇帝特起太學(xué),設(shè)博士,用他們來教授生徒,造就人才。太學(xué)既是當(dāng)時全國的最高學(xué)府,而且典籍豐富,名流革集,也是全國最權(quán)威的學(xué)術(shù)活動中心。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(yōu)秀青年進入太學(xué)深造,王充亦因成績優(yōu)異被保送到太學(xué)學(xué)習(xí)。

王充到太學(xué)的時間,大約在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,謝承《后漢書》載:“班固年13,王充見之,撫其背謂班彪曰:‘此兒必記漢事?!敝x承書已佚,此文見于范曄《后漢書·班因傳》李賢注。班因生于建武八年,比王充小5歲,班固13歲,王充到京師時,已年滿18,正當(dāng)漢光武二十年。風(fēng)華正茂,正是學(xué)知識,長見識的大好時機。不過,當(dāng)時太學(xué)受今文經(jīng)學(xué)的影響,盛行章句之學(xué)。傳經(jīng)注重家法師承,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,章有章旨,句有句解,稱為“章句”。弟子們反復(fù)記誦,味同嚼蠟;恪守師訓(xùn)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,事無巨細,皆決于圖讖,神學(xué)迷信,充斥學(xué)壇。太學(xué)教育,不僅方法僵死,而且內(nèi)容虛誕。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(xué)者社林、鄭眾、桓譚、班彪等人都在京師,他們都是古文經(jīng)學(xué)家,博學(xué)淹貫,號稱大儒。在數(shù)家之中,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,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。

在思想方法上,王充又得益于桓譚?;缸T(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),字君山,沛國相(今安徽濉溪縣)人?!安W(xué)多通,遍習(xí)五經(jīng)”,是兩漢之際著名學(xué)者。著有《新論》一書。他治學(xué)的特點也是“訓(xùn)詁舉大義,不為章句”,與班氏父子學(xué)風(fēng)相同。在思想方法上,頗具求實精神,喜好古文經(jīng)學(xué),常與劉歆、揚雄“辨析疑異”,尤其反對當(dāng)時盛行的讖緯神學(xué),他曾在光武皇帝面前冒著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(xué),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絕,常常調(diào)筆譏諷,“由是多見排抵”?;缸T求實的治學(xué)精神,王充特別欣賞,他在《論衡》書中多次贊賞說:“(桓譚)又作《新論》,論世間事,辨照然否,虛妄之言,偽飾之辭,莫不證定?!保ā冻妗罚笆篱g為文者眾矣,是非不分,然否不定,桓君山論之,可謂得實矣。論文以察實,則君山漢之賢人也?!保ā抖ㄙt》)

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、司馬遷、揚雄等人十分贊賞,但在數(shù)家之中,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,說“仲舒之文可及,君山之論難追”(《案書》片“彼子長(司馬遷)、子云(揚雄)說論之徒,君山為甲。”(《趙奇》)認為舒仲其文雖奇,猶可學(xué)而及之;桓譚出語高峻,非可企及。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、揚雄相比,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。他說桓譚為漢世學(xué)術(shù)界值定是非,就像一個公正的執(zhí)法官一樣。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,在閻里“分均若一”,這是能當(dāng)丞相的象征?;缸T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,也是當(dāng)丞相的料。可惜他因非毀讖緯,貶死途中。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“素丞相”,以配孔子“素王”;并將桓譚作《新論》與孔子作《春秋》相比美:“孔子不王,素王之業(yè)在于《春秋》;然則桓君山不相,素丞相之跡在于《新論》者也?!保ā抖ㄙt》)又說“質(zhì)定世事,論難世疑,桓君山莫上也?!保ā栋笗罚┰u定世間的事情,討論世間疑難,沒有一個比得上他。受桓譚的影響,王充對神學(xué)迷信、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,他后來撰著《論衡》一書,其主旨也是“解釋世俗之疑,辨照是非之理”(《對作》),與桓譚《新論》的主題如出一輒。

當(dāng)時在京師的青年學(xué)者除班因外,還有賈逵、傅毅、楊終等,俱曾為官蘭臺,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。蘭臺是東漢的皇家圖書館和國家史館,在那里讀書作文,皆由公家供應(yīng)紙墨,條件優(yōu)越,待遇優(yōu)厚,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(xué)術(shù)機構(gòu),因此時人稱進入蘭臺為登蓬萊,世以為榮。

賈逵,字景伯,扶風(fēng)平陵人,東漢歹(的古文經(jīng)學(xué)家。其父賈徽嘗從劉歆習(xí)《左氏春秋》。逵少承庭訓(xùn);通《左傳》及五經(jīng)本文?!逗鬂h書》本傳又說他“自為兒童,常在大學(xué),不通人間事”,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(xué)教育雙美的幸運兒。他博通五經(jīng),兼明今古,對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周禮》尤其專門,特別是對《左傳》的興旺發(fā)達,功勞甚大。同時他對于今文家的《大夏侯尚書》、《谷梁傳》也十分精通。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注群經(jīng)的大儒,史書說“逵所著經(jīng)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,學(xué)者宗之,后世稱為通儒。”明帝時,拜為郎官,與班固同在蘭臺校書。

傅毅,字武仲,扶風(fēng)茂陵人,少博學(xué),水平中在平陵習(xí)章句,深為章句之學(xué)的破碎支離所苦惱,因作《迪志詩》,以殷高宗賢相傅說后裔自居,說:“先人有訓(xùn),我訊我誥。訓(xùn)我嘉務(wù),誨我博學(xué)?!彼煲源罅x文采為務(wù),斐然成章。章帝時,授蘭臺今史,與班賈同業(yè),楊終,字子山,蜀郡成都人。年13為郡小吏,太守遣至京師習(xí)《春秋》。后隨郡上計吏至京師,見三府為《哀牢傳》不成,楊終因來自四川,熟悉西南民族情況,作傳上之,今天《后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中的《哀牢傳》就是楊傳的改編本。明帝奇其才,征詣蘭臺,拜校書郎。

班賈傅楊,俱為同學(xué)少年,風(fēng)華正茂,共在蘭臺,酬酌詩文,好不風(fēng)光!明帝水平十七年,五色雀群集,明帝下詔群儒學(xué)士各獻《神雀賦》。百官眾僚,紛紛響應(yīng),結(jié)果只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。王充記其事曰:“永平中,神雀群集,孝明詔上《神雀頌》。百官頌上,文皆比瓦石,唯班固、賈逵、傅毅、楊終、侯諷五頌金玉,明帝覽焉?!保ā秱b文》)

王充親睹其盛,好不羨慕!一再贊美說:“蘭臺之史,班固、賈逵、傅毅、楊終,名香文美?!保ā秳e通》)到了晚年,窮居陋巷,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征在蘭臺,“蹈班、賈之跡”,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愿,二則以“論功德之實”(《須頌》),報主隆思。

博覽百家

王充在洛陽除了從名師,交勝友外,還廣沙博覽,窮讀群書?!逗鬂h書》說王充在洛陽,“家貧無書,常游洛陽市肆,閱所賣書,一見輒能誦憶,途通眾流百家之言。”在熟讀經(jīng)史之余,王充還兼及百家,通諸子之學(xué)。淺學(xué)俗儒多拘守經(jīng)本,認為經(jīng)為圣人所造,是真理所在,皓首窮經(jīng);一經(jīng)之中,又專守一師之說,抱殘守缺,排斥異己。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家了。因此他們目光短淺,見解鄙俗。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家的對比研究,認為諸子與儒經(jīng)同等重要,有時子書甚至比經(jīng)書還為可靠。他說:五經(jīng)遭秦朝“燔燒禁防,伏生之徒,抱經(jīng)深藏”,漢興,“經(jīng)書缺滅而不明,篇章棄散而不具”、晁錯之徒受經(jīng)于伏生,自后名師儒者,“各以私意,分析文字”,師徒傳相授受,形成了所謂的家法和師法。經(jīng)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別,更莫說經(jīng)師講解的是是非非了。相反的是,“秦雖無道,不播諸子”。由此看來,經(jīng)書有遺篇,而諸子無缺文。孰劣孰優(yōu)就不辯自明了。

王充認為:“諸子尺書,文篇俱在,可觀讀以正說?!蓖醭湔f:圣人作經(jīng)也有文獻依據(jù),“六經(jīng)之作皆有據(jù)”。由此言之,“書(于史)亦為本,經(jīng)亦為末。末失事實,本得道質(zhì)”??梢娭T子群籍,還是經(jīng)書賴以造作的依據(jù),哪么正可據(jù)之以定正經(jīng)書。因此他說:“知屋漏者在字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,知經(jīng)誤者在諸子。”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,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,讀讀諸子百家的書,就容易看出經(jīng)書的錯誤??墒钦戮渲逯恢攀?a href='http://duncanbcholidayhome.com/gushici/70915.html' target='_blank'>師說,鸚鵡學(xué)舌地“師師相傳”,代代相襲,殊不知“初為章句者,非通覽之人也”(《書解》)。這是就經(jīng)與子的關(guān)系來說的。

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、知識淵博的人來說,博涉經(jīng)書以外的眾流百家更顯必要。他形象地比喻說:“涉淺水者見蝦,其頗深者察魚鱉,其尤深者觀蛟龍?!彼鏆v的程度和深淺不同,其所見聞和收獲自然也不同。他說做學(xué)問也是如此:“入道淺深,其猶此也。淺者則見傳記諧文,深者入圣室觀秘書。故人道彌深,所見彌大?!彼直扔髡f:人們游歷都想進大都市,就是因為“多奇觀也”。而“百家之言,古今行事,其為奇異,非徒都邑大市也。”他又說:“大川相間(兼),小川相屬(歸屬),東流歸海,故海大也?!碧热簟昂2煌ㄓ诎俅ǎ驳镁薮笾??人做學(xué)問也是如此,“人含百家之言,猶海懷百川之流也。”(《別通篇》)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。王充經(jīng)子并重,博涉眾流的特點,正是他成就其博學(xué)通才的原因之一。

王充還注意訓(xùn)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,他將當(dāng)時儒學(xué)之士分為四等,即:儒生、通儒、文人、鴻儒,他說:“能說一經(jīng)者為儒生,博覽古今者為通人,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,能精思著文連結(jié)篇章者為鴻儒。”并且認為:“儒生過俗人,通人勝儒生,文人逾通人,鴻儒超文人?!保ā冻妗罚┤迳猩砣彘T,治圣人之經(jīng),學(xué)圣人之道,遠遠勝過不學(xué)無術(shù)的俗人;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(jīng),不知世務(wù),不通古今,“守信師法,雖辭說多,終不為博”(《效力》),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;通人識古通今,誠然可貴,王充曾說過:“知古不知今,謂之陸沉;知今不知古,謂之盲瞽?!保ā吨x短》)但是識古通今,只是一種知識的象征,只要“好學(xué)勤力,博聞強識”即可做到,能力如何不得而知。如果“通人覽見廣博,不能攝以論說,此為匿書主人”,好像那藏書家有書不能觀讀一樣,他認為:“凡貴通者,貴其能用之也”,如果學(xué)而不能用,“雖千篇以上,是鸚鵡能言之類也?!?/p>

文人能草章屬文,正是“博通能用”的人,故貴于通人。但是,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,不能“連結(jié)篇章”,寫成專書,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,自成一家之言的鴻儒。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,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,那么鴻儒就是“超而又超”,“奇而又奇”的特級人物,若與儒生相比,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,錦繡與舊袍子相比一樣;如果與俗人相比,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,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,具有天壤之別!他們是人中超奇,“世之金玉”。(《超奇》)漢代的谷永、唐林,能上書言奏,依經(jīng)論事,屬于“文人”;而董仲舒、司馬遷、揚雄、劉向、劉歆、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,著書立說,則是“鴻儒”。王充把他們與圣人同科,視為稀世之珍:“近世劉子政父子、楊子云、桓君山,其猶文武周公并出一時……譬珠玉不可多得,以其珍也?!保ā冻妗罚┩醭鋵櫲迦绱丝粗?,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了。他師事班彪,不守章句,博覽百家……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。

王充在京師游學(xué)歷時多久,史無明文,袁山松《后漢書》說王充趕上了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:充幼聰朗。詣太學(xué),觀天子臨辟雍,作《大儒論》。袁山松書已佚,這條材料見于李賢《后漢書注》。注文作《六儒論》,根據(jù)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,“六儒”當(dāng)為大儒之誤。辟雍,周代為太學(xué)之一,漢代則作為尊儒學(xué)、行典禮的場所。據(jù)《后漢書·儒林列傳》,東漢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(56年),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,光武帝便駕崩了。到了“明帝即位,才親行其禮。”《明帝紀》說,水平元年(58年)十月“幸辟雍”,那么,至少在永平元年,王充尚在京師,其時他已32歲,在洛陽訪學(xué)已經(jīng)14歲。明帝在即位之年,恢復(fù)了許多久廢的儒禮,以表示對禮治的提倡。這年正月,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,穿上繡著日月星辰的禮服,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,既而登靈臺,望云物,吹奏迎春的樂曲,觀察物候的變化,制定《時令》書,頒給列侯、諸王,重演了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“告朔之禮”。

這年冬天,明帝又親臨辟雍,舉行尊老養(yǎng)賢之禮。事先推定年老博學(xué)的李躬為“三老”,曾授明帝《尚書》的桓榮為“五更”,這天,天子先行到達辟雍,舉行典禮,然后派人用安車蒲輪(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)將三老五更接來,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。以賓主(而非君臣)之禮迎上柞階?;实巯略t“尊事三老,兄事五更”,三公九卿,各就各位?;实弁炱瘕埮?,操刀親割,將肉獻(不是賜)給三老,還親自給他酌酒;五更,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。接著舉行射禮,射禮完畢,明帝歸坐于講堂之上,正襟危坐,執(zhí)經(jīng)自講,諸儒執(zhí)經(jīng)問難于前。不夠級別的“冠帶縉紳”,只有環(huán)繞著辟雍璧水,隔岸觀望了。這天,平時被人罵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了一回。王充看到了這出從前只在禮書上記載著、在儒生們口頭傳誦著的敬老尊儒大典,無疑是十分興奮的,于是欣然作《大儒論》以頌其事。就是事隔數(shù)百年后,范曄作《后漢書》,在寫到這一盛況時,也不無激動地說:“(明帝)坐明堂以朝群后,登靈臺以望云物,袒割辟雍之上,尊事三老五更……濟濟乎!洋洋乎!盛于永平矣?!?/p>

仕途落拓

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,王充學(xué)成之后,也曾抱著致君堯舜的夢想,走“學(xué)而優(yōu)則仕”的路子??墒峭醭湓诠賵龅木秤霾⒉槐人?a href='http://duncanbcholidayhome.com/gushici/zanmeilaoshi/' target='_blank'>老師們好多少,《自紀篇》自敘其為官履歷曰:在縣,位至掾功曹;在都尉府,位亦椽功曹;在太守,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;入州為從事。王充一身只當(dāng)過地方官,東漢地方機構(gòu),實行州、郡、縣三級制,王充歷仕三級,但都位不離“掾”。掾,是漢代各極機構(gòu)中的屬官。在縣里,他作官至掾功曹,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。在郡里,他曾先后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,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。在州里,他亦被州刺史征辟為從事屬官。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。

王充為官的地方,可考知者有揚州、丹陽、九江、廬江等地,《自紀篇》曰:“充以元和三年(86年)徙家辟詣?chuàng)P州部丹陽、九江、廬江,后入為治中。材小任大,’職在刺割。章和二年(88年),罷州家居。”這條自紀《北堂書鈔》卷73和《太平御覽》卷602引作“章和二年,徙家避難揚州丹陽?!庇姓`,“章和二年”應(yīng)作元和二年,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,非始往之年。辟,指征辟,被征去作官,不是避難。《后漢書》亦載:“刺史董勤辟為從事,轉(zhuǎn)治中,自免還家?!北僮终髡鞅僦v。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(州)之一,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(gòu)。丹陽、九江、廬江皆郡名,當(dāng)時屬揚州部所轄。在元和三年值錢前,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。劉汝霖《漢晉學(xué)術(shù)編年》建初元年條,根據(jù)王充《對作篇》“建初孟年,中州頗歉,潁川汝南,流民四散,圣主憂懷,詔書數(shù)至,《論衡》之人,奏記郡守,宜禁奢侈,以備困乏。言不納用,退題記草,名曰《備乏》”的自述,遂懷疑“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?”但別無旁證,難成定論。

造成王充這種徘徊州縣,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后來王充結(jié)合自己的切身體會,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面的分析和論述?!斗暧銎穼⑷胧嘶碌倪_與不達歸結(jié)為遇與不遇:操行有常賢,仕宦無常遇。賢不賢,才也;遇不遇,時也。才高行潔,不可保以必尊貴;能薄操濁,不可保以必卑賤。或才高行潔,不遇,退在下流;薄能濁操,遇,進在眾上。世各自有以取士,士亦各自得以進。進在遇,退在不遇。處尊居顯,未必賢,遇也;位卑在下,未必愚,不遇也。

古人常說“千里馬常有,伯樂不常有”,賢才常有,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。生逢其時,仕遇其主,雖才淺德薄也因緣得進;反之,如果生不逢時,所遇非人,即使才高八斗,德比夷齊,也會落拓在野,沉淪下僚。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制時更是如此。不過王充生當(dāng)光武、明帝、章帝、和帝之世,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,征辟舉拔之制,還是比較正常的,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,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。《后漢書》說他“仕郡為功曹,以數(shù)諫爭不合去”。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,中州欠收,充曾上書郡守,主張厲行節(jié)儉,以備困乏,但“言不納用”;時俗嗜酒,充以為酒耗五谷,又有醺酒滋事之憂,奏記郡守:主張“禁酒”,亦不被重視。讀書人的看家本領(lǐng)就是建言獻策,既然言不納用,可見他遇到的確實并非知己。

王充在《累害篇》中又提出“累害”說: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,行節(jié)有毀傷不全,罪過有累積不除,聲名有暗昧不明,才非下,行非悖,又知(智)非昏,策非味也,連遭外禍,累害之也。

仕宦留滯,行跡誣傷,有罪不除,聲名狼狽……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,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。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“三累三害”。何謂三累三害?充說:鄉(xiāng)里有三累,朝廷有三害。鄉(xiāng)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:朋友反目,相為毀傷,一累也;庸才忌妒,毀傷高才,二票也;交游失和,轉(zhuǎn)相攻擊,三累也。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:竟進者為了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,在長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實,長官又不明察,信納其言,一害也;同僚愛好不同,清濁異操,“清吏增郁郁之白,舉涓涓之言”,名聲越來越潔白,見解越來越高明,濁吏自慚形穢,懷恨在心,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,陷害重罰,二害也;長官親幸佐吏,佐吏人品不高,提拔邪回之人,對不肯附從的“清正之士”必然心懷不滿,在長官面前詆毀他,三害也。王充所舉的三累三害,生動而具體,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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