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德宗元貞元年(785年)，德宗皇帝收到于闐國國王曜的國書。曜在國書中向唐德宗說明：“我哥哥名叫勝。當初，他把王國托付給我，現在我懇請重新立我哥哥勝的王子銳(在唐僑居)回國繼承王位。”德宗皇帝就找到銳，授他檢校光祿卿，讓他回國繼承王位。誰料到，銳卻因來唐多年，已經樂不思蜀了。銳王子堅決回絕回國當國王的建議，并且說：“我叔叔曜已經管理國家多年，深受全國臣民擁戴。而我在華夏的京城長安生活這么多年，已經不了解家鄉(xiāng)故國的風土人情，我不能再回去了。”德宗皇帝深受感動，就封這位留戀唐朝竟然不回國繼承王位的于闐國太子銳為“韶王咨議”。
其實，這種佳話早在初唐就已經廣為流傳。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(648年)二月，自古和中國沒有通好的結骨國(回紇西北三千里古稱堅昆，漢初屬匈奴，魏晉自稱結骨)俟利發(fā)(國王)失缽屈阿棧歸降并到長安朝拜唐太宗。太宗在天成殿設宴款待，就指著他對群臣說：“武德年間，我在長安城外渭水橋頭連斬三個突厥大將的首級，自己認為那是很大功勞。今天這種人就在席間，眾卿看到就不必害怕。”這位國王就請求太宗，給他封賞一個唐朝的官職，并且說：“我若能手執(zhí)唐官官員的笏板回到故國，實在是子孫萬代的榮幸。”于是，太宗就授失缽屈阿棧為右屯衛(wèi)大將軍、堅昆都督，隸燕然都護。
史書記載結骨國“其國人皆長大，赤發(fā)綠睛，有黑發(fā)者以為不祥”。太宗當場向群臣解釋，要大家“不以為怪”。顯然這些“四夷之人”的確不同于中國人的種族。
外國人歸服唐朝決不是純粹為了功利，很大程度上對唐朝已經產生了發(fā)自內心的敬仰。
唐貞觀二十三年(649年)，數百名在唐朝當官和來唐朝貢的世界各國人，聽到唐太宗李世民駕崩的噩耗，無不悲痛欲絕地大哭。
等到將太宗葬入昭陵之后，阿那史社爾(突厥王族，曾自封可汗，后歸唐授左領軍將軍)、契芯何力(原本鐵勒可汗，歸唐授左領軍將軍)懇請自殺殉葬太宗。剛剛即位的唐高宗派出使者向他們宣諭太宗皇帝遺旨：不許殉葬。最后，就把這些曾被太宗生擒和制服的包括頡利在內的各國國王、各部落酋長共十四人，全部被雕刻成石像并在身上銘刻姓名、官職，排列在昭陵的北司馬門內。以此成為唐朝一種皇帝的喪葬制度。
唐高宗之世，有70多個國家與唐保持友好往來。高宗駕崩，有11個國家派使臣前來參加葬禮。其中有61位外國國王參加高宗葬禮——乾陵會葬。就依照昭陵之制，為這61位國王刻立石像，背刻國籍、姓名、官職等文字，立于乾陵朱雀門兩側，史稱“六十一賓王(蕃臣)像”。“賓王”本意就是賓服來朝的各國國王。賓王像的形象各不相同，長相有的高鼻深目，有的絡腮胡須;穿著各異，有的披發(fā)左衽，有的足蹬皮靴……他們在乾陵風雨中屹立千年，共同見證著大唐的高度開放性和強大感召力。
由此延襲成風，世界各國無論因公朝貢(出使)，還是因私經商，皆仰慕大唐而僑居長安、洛陽等地，按慣例“胡客”無論在唐做官、經商均由唐政府供養(yǎng)。代宗大歷年間僅“回紇留京師者常千人”。到了德宗貞元三年(787年)，生活在長安的“胡客”中已經擁有田產者竟多達4000多人，人數之眾甚至讓唐政府都供養(yǎng)不起了。宰相李泌深知：胡客留長安時間長者達四十余年，均娶妻生子，買田置宅，有的竟然做起生意，在長安生活得十分安逸竟不愿回國。于是，唐朝命官員調查，“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給。凡得四千人，將停其給”。胡客們集體到宰相府上訪。宰相李泌說：“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?今當假道于回紇，或自海道各遣歸國，有不愿歸者，當于鴻臚自陳，授以職位，給俸祿為唐臣。人生當乘時展用，豈可終身客死邪!”就這樣，胡客還是沒有一人愿意回國。后來，李泌把這些外國人全部分配給神策兩軍。
胡客在唐朝任宰相者也司空見慣。《北夢瑣言》卷五“中書蕃人事”記載：自唐大中至咸通，白中令(即白敏中)入拜相，次畢相誠、曹相確、羅相邵權，使相也，繼升巖廊。崔相慎猷曰：“可以歸矣!近日中書盡是蕃人。”外國人來唐不僅可以堂而皇之地當官，也能名正言順地參加科舉。在唐朝的留學生中，新羅人最多，無論官費生還是私費生均可參加唐朝的進士科考試，中舉業(yè)的新羅學生有58人。唐代科舉考試中出現的一項制度——“賓貢科”，特別照顧外國來唐的考生。所謂“賓貢科”，指進士科考生的特殊來源以及考試和錄取的特殊方式。很多留學生考取了唐朝的“賓貢進士”，如新羅的崔志遠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。伊斯蘭教創(chuàng)始人穆罕默德曾對他的弟子說：“學問雖遠在中國，亦當求之。”
外國人來唐，無論是出使、留學、科舉、經商、當官，都能夠獲得成功，做文官可以位極人臣，武官可當宮廷衛(wèi)士、將軍、鎮(zhèn)使，甚至還可以公開傳教……方方面面，都表現出大唐制度的優(yōu)越，強大的自信，也體現出大唐高度的開放，極度的包容，因此大唐才能產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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